继去年10月27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之后，刑法修正案（九）草案二审稿于6月24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进行审议。其中第35条“泄密罪”的规定引起了法学界律师界热议，许多律师认为，这有违司法公开的趋势。根据二审稿35条规定，“公开披露、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，情节严重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”。《财经》杂志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观点，这意味着，参与报道案件的媒体也将会被追刑责。该条的规定背景，应该说是与李天一等五未成年人犯罪案中辩护律师、代理律师泄露案件内容有一定关系，还应该与最近被媒体披露的诸多强奸杀人冤案有一定关系。

      二审稿第35条在《刑法》第308条（刑法第三百零八条【打击报复证人罪】—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） 中增加一条，将泄露案件信息行为入罪，即“司法工作人员、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，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，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将涉罪”。

       二审稿第35条对案件的范围进行了限定，为“不公开审理的案件”。不公开审理，是指人民法院在进行诉讼活动时，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其他正当事由，对案件不进行公开审理的司法审判制度。根据中国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和《行政诉讼法》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包括，有关国家秘密、有关个人隐私、审判时被告人未满18周岁、对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，法庭可以决定不公开审理；离婚案件，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，可以不公开审理。

       假如二审稿第35条最终通过，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再以影响案件办理结果为目的，在开庭审理前或者案件审结前，擅自披露、散布案件重要信息、诉讼文书、证据材料、辩护、代理意见，或者向第三人泄露案卷信息则可能受到刑罚规制。

       许多律师认为，这有违司法公开的趋势。诉讼活动中，各方地位平等，不能一边禁止律师发声；另一边，司法机关却可以随意公开案件，比如公安部部署开展的“网络打谣”系列案件，公安侦查过程中，媒体得以参与报道，又如薄熙来案的审理，主审法院进行了详细的微博直播。规矩应该一样，除非各方都噤声，否则对律师而言并不公平。靠治罪来保护案件信息，先不论入罪是否合适，单以该改动的表述来看，就难以起到目标明确的规制作用。

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见到二审稿后，提出诸多疑问：造成信息公开的程度该是多大范围？到底什么是不应当公开的信息？信息有许多种，那条文中的信息该是何种信息？假设有的案件涉及多个罪名，其中一个罪名是不应当公开的，其他罪名是可以公开的，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以不应当公开的罪名为由对整个案件都不公开是否合理？

      概念、范围等都没有明确的情况下，该罪名也有可能会被滥用。

      二审稿第35条并未明确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在处于何种司法程序时可以公开，意即这些案件就算结案后，相关人员仍然不能将案件信息泄露公开，媒体也不能报道。

      假如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确属错案，当事人只有申诉、抗诉、信访等救济途径，媒体舆论将无法起到监督作用。

      专家建议立法机关慎重对待二审稿第35条，在法官、检察官、公安民警、律师、记者等行业行为规则尚未完善的情况下，不能因为少数个案，就忽略行业协会的作用，跳过行业的处罚，直接用《刑法》来规制律师和媒体，跨幅太大，不利于行业发展，也不利于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。